写在红山文化之前——生命的起源与延续 2008-04-17 22:2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诗的前两句如实地写出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引出后两句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超出了观赏景物的范围，而含有积极而普遍的哲理意味了，它体现了一种勇于攀登以追求更高目标的精神，鼓励人们在各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高瞻远瞩，永远前进。这是个千古名句，意思是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体现了诗人自强不息想做大事业的精神。
如果把中华五千年文明比作一个铅字的话，地球60亿年的地质史则可展开为120万字的一部浩瀚巨著。
目前，喜玛拉雅山仍在上升，而近两千年内西安的古墓群也平均每年新覆盖上一毫米的黄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继续在运作。新生与苍老竟如此融为一体！
谁能想到几个大湖串联起来的古“长江”水系，竟是自东向西经过南涧海峡而流入古地中海的？谁又能想到世界之巅的珠穆朗玛峰顶上，竟然有灰白色的结晶石灰岩——大海中的沉积岩？在与珠峰顶峰处于同于层位的石灰岩中，居然有奥陶纪早期的三叶虫、海百合等海生动物的化石！而希夏邦马峰南面海拔4800米的土隆地区，又竟然有1.6亿年前海洋中的长达十米多的鱼龙之化石！从5亿年前到4000万年前，，今日的青藏高原本是古地中海。博大的自然，比之宇宙意识最为深远的诗人之最为大胆的想象，更其荒古悠远。黄尘清水之下，又何止是更变千年如同走马？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生实的王母桃花红了千遍，也还只是仅及了地球年龄的百分之一。古今之中，谁知道有过多少度劫灰飞扬。
待续。。。。。。。。。。。。。。。
生命在原始海洋中孕育，
而后，由于被冲到海岸上的海藻在适应陆地生活中演化为裸蕨植物，生命便开始了对于陆地的覆盖。在植物以后，动物也登陆了。从原始的鱼类演化为两栖动物，
（此鱼玉质可与下图馆藏玉鸟对照印证。颜色深浅有微差，其余雷同。）
（辽宁博物馆馆藏品）
又由两栖动物而产生出爬行动物，再由爬行动物分化而为鸟类和哺乳动物。
（此鸟玉质可与上图馆藏玉鸟对照印证。颜色深浅有微差，其余雷同。）
在生物这种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渐变是阶段性的；在两个阶段的衔接处，往往产生跳跃，甚至大的跳跃。生命史中曾发生过几次大的生物钟的毁灭和诞生。虽然1.3亿年前的早白垩世，哺乳动物中也有敢于在光天化日之日行走；并主动猎食者，甚至还有这一时期哺乳动物爬兽吞吃鹦鹉嘴龙幼子的化石出土；但这种情况毕竟甚少。称霸中生代的恐龙，在约6500万年前的突然灭绝，方才为哺乳动物的白昼生态优势让出了巨大的空间。中新世发生的使热带森林减少并出现大片干旱草原区的地质—气候变化，则开启了高等灵长类在适应稀树干草原的环境中向着人的方向的发展。
当人终于出现在大地上时，自然史便生成为人类史了!
待续。。。。。。
在跨入文明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则颇具有尚未分化的那种浑沌的统一性。正是由于这种统一性，人类成长了共同具有的思维的、心理的能力，沉积了一系列具有相同文化机制的观念。当然，在人类各个群落中，这种思维———心理能力以及与之相伴产生的一系列观念之成长，已然透现着一些各异的特色。这些特色此后往往成为各种文明特殊性之所在。但是，这些特色在同一时期毕竟还处于萌芽状态和次要地位，因而透过这些特色去把握人类共同的思维———心理能力之形成、发展，便应成为我们对于原始意识加以考察的侧重点。
从原始意识中发掘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源，由此下及于文明之分流，从而勾画出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独特路径，这还是一个未曾深入解决的艰难的论题。
待续。。。。。。。。
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是始终大于使他们相互区别的特殊性的。
要对十分漫长久远的中国前期文化——心理作出透视，其关键首先在于对这一整个历史时期民族思维的发展作出发掘，而任何民族早期的思维方式又势必有着两个侧面：一是具有全人类性的原始思维，二是特定民族思维的独特性。
历史是博大而深沉的：几百年的灾难曲折中会有新起点的生机，上千年早熟中又有迟缓的种苗；在对称破缺中隐藏着秩序，而在秩序中又拘束着新的取向；伟大和奴役同时存在，美好和毁灭又彼此为邻。
待续。。。。。
史前进化的极为悠远的过程，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这是一个人的生成的伟大进程。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进行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的审美感受和把握，也总是同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观念相联系的。
人类空间观念的最初形成，是从对空间的分割开始的。混沌的空间，只有当它被分割为不同的个别部分以后，才是可以辨认的。
待续。。。。。。
早期人类所特有的荒忽险怪的地域—空间观念（神话中看出），决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蒙昧的表现，它还体现了当时人们企图超越自身活动环境追求对更大范围的自然进行认识的认真的努力！它的实质乃是对于现实的狭隘的地域—空间观念范围的一种虚幻的观念的补充。后世的神仙方术者流喜爱夸耀绝域的神异，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利用了人们这样一种追求对更大范围的自然进行认识的合理的愿望。博物志一类书的出现及其得到了人们经久的喜爱，不仅表明了人们为满足这种愿望而作的持久努力，而且也说明了人类早期的地域—空间观念的影响确实持续了相当的时间。方外之国贡献异物视为祥瑞的记载史不绝书的这种情况，以及儒家思想中那种认为四方化外之域皆蛮夷、惟我中国为天朝的传统看法（这同佛教传入后那种认为西方为乐土、华域为边鄙的观念是不同的），更是这种地域—空间观念进一步折射到政治上来的鲜明反映。
待续。。。。。。
原始人类那种尚未分化的、混沌交织的社会观和自然观乃是一种巫术——神话的观念，这种巫术——神话观念反映到原始人的空间观念上，就使得原始人类的五方观念带上了一种荒忽怪异的色彩。
当早期人类从一个中心向着四方展望时，很自然地会形成天圆地方的观念。
早期人类从一个中心出发，向四方去开拓地域——空间。
西汉刘秀指出，《山海经》一书“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这儿有个问题：为什么惟独只有《山经》中有《中山经》的名目，而海外、海内、大荒各部分中却没有海外中经、海内中经、大荒中经之类的名目呢？这看来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然而它正是可以揭示早期人类地域—空间观念如何发展的一个关纽。上引刘秀的那句话，在对山与海作出内与外的区分时，也就揭示了由内到外、由山到海的这样一种系列联系。如前所说，上古人类是以自己的生活地区作为中心而向四方去开拓、展望更大的生存空间的。山既为内（人类的祖先原是生活在山林之中，以后才从山林走出来的，所以上古之时乃多怪山之说，且日后也自然会产生以山为内、以海为外的思想），内即为中，所以《山经》中有《中山经》的名目。海既是山之外，当然也就没有中的名目了。根据这一理由，可以断定《山经》必产生在《海经》之前。从内容上说，作为“内”的《山经》中，动物方面全部是记载的怪兽（即使是人面兽也还是兽，黑格尔就是将埃及斯芬克斯像称之为狮身人首兽的），而作为“外”的《山经》中，则记着种种怪异的“人”（交胫人、长臂人、三身人之类）。这种内容上和方位上的逆转关系，正是《山经》产生在前、《海经》产生于后的明证，因为产生的时代较后，则“人”形化的程度自然较高。
待续。。。。。。。
如果说天地浑成一片，是原始人类最初的天体—空间观念的话，那末这种浑成一片状态的破裂，才导致了天地二重结构观念的明确形成。这种天地二重结构的观念同原始宗教观念相结合，就发展为上天、地面、幽都的三界观念了（如同《招魂》篇所表明的那样）。人们不仅对于地域—空间作了广度上的多层次开拓，而且对于天体—空间也已经作了高度上的多层次探求。这种探求的发展，便产生了天有九重的神话。天有九重的说法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可能是一种普遍的认识，以至于后来那位充满理性怀疑精神的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竟郑重其事地问道：“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由于科学知识的严重缺乏，早期人类天体—空间观念的发展中充满了史前的谬误。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所谓“上天”、“幽都”、“九重”的荒谬之中，不仅有着划分空间能力的提高，而且有着空间观念的极大扩展。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人类已对地域—空间作平面的开拓，进到对天体—空间作立体的开拓了。人类不仅要将尽可能大的地域—空间尽收眼底，而且已经在探求、深思深邃的宇宙空间了。
待续。。。。。。
年的观念乃是从候草木以记岁时的具体中抽象出来的。年的抽象表现为季。北方原始先民在很长的时期里，只将一年划分为草原春秋两季。商代的阴阳合历，每年即分为春与秋，现存甲骨文中至今未见“夏”“冬”二字。四季是对二季加以再划分的结果。中国的四季观念，从甲骨文和神话材料看，是藉助于四方风的意识切割而成的，亦即是说四季的观念乃是和方位等因素共生着的。只是经过长久的发展之后，方才有纯粹的、抽象的四季观念之脱颖而出。
时间观念的发展，一方面向着微观方向作精确划分，商人则已将一天划分为明、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夕等时段；另一方面则又向着宏观方向步步拓展。
由于原始人类是以氏族的历史来作为时间长度的，造人的神话也只将时间上推到可能是某一个母系氏族首领的女娲时代。至于女娲本人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以及在她以前还存在不存在时间的问题，原始先民是不考虑的，也不可能考虑的。“女娲有体，孰制匠之？”“邃古之初，谁传道之？”这样的问题，从现存文献材料上看，一直到屈原的《天问》中才被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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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天地浑成一片的空间观和以氏族历史为长度的时间观，在原始社会中流行了相当久远的时期，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原始人类自然会产生出用平常的人世间的方法去接近、治理这些天体的愿望，并由此产生出女娲炼“石”补天、夸父以“走”逐日、弈用“箭”射日之类的神话。天是能以人间之“石”来修补的么？对原始人来说似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天和地，人和神，以至在更早的发展阶段上人、神和兽都是混和在一起的，本没有什么天和地、人世和超人世的区分。
所以，这一类神话所体现出来的美，决不是一个夸张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所谓拟人化的表现手法问题，而是一个建立在整个原始观念体系上“真实”的想象问题，是一个原始人类以类比心理为基础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问题。原始人类正是以这样一种思想方法来认识世界的，因而，它丝毫不给人以任何做作的、夸张的想象，而给人一种将新奇、宏丽含孕在天真、自然之中的特殊的美感。它们虽然没有纤细的笔触，却独具一种难以企及的朴茂深野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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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状纹作为一个符号形式来表示，是全人类重大的发明。来源取材于大自然可见之实物。
人类对自然美的感受和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孕育和发展的过程，而这个漫长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又正是人的生成的过程。
人类对自然美的感受和认识，是在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产生的。
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天文星象的观察有了发展，人们的审美领域也随之扩大。
人的虚弱性：人无尖牙利爪、浓毛厚皮，以抵御恶劣的环境及气候；并且，作为地球生命存在的最为高级和复杂的形式，又需要更多的生存条件，特别是在其幼年期。于是，人只有凭藉高出于整个动物界的智慧，创造体外文化，来得到补偿和满足。
这有两条途径：一方面是通过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在器官机能上得到延伸；
另一方面则又藉助原始礼仪性活动，从整体性的社群关系上得到力量的增强。前一方面导致了经济活动的分化和多样性，后一方面则展衍出艺术、人伦、政治的庞大的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交叉领域便是实用工艺、建筑等。抓住了人的生理条件抵御外界的虚弱性以及文化补偿的两脉发展，我们便抓住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巨大复杂体所有运行的最初的逻辑起点。
人的虚弱性：造成了他的开放性；人的未完成性：产生了独特的创造性。
人于是成了文化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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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类是真心地相信自然物之有神异的。原始人类关于自然物的观念乃是一种混沌的统一。他们还膜拜在自然之下，总是想从某种自然物上取得保护自己的力量。不可否认，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美的感受和认识是朦胧的。
已知的中国土地上的最早居民——元谋人以及西侯度文化的主人，就已经懂得要选取质细而坚硬的石块来作原料了，在这以后悠远绵邈的岁月中，原始人一步步地增强着对石料的质地、光泽颜色等等的辨别能力，并从而萌生了相应的审美意识。在石器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日常生活对于切、削、割、刮需要的增长，脆硬的小石片进入石器制作之中，从而相当一些色彩美丽的石料为原始人所用。小石器比之大石器明显既有色泽上的优势，这对于激活原始人类沉睡的审美潜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色彩是审美的第一要素，这是为人类主要通过眼睛接收外界信息这一生理特点所决定的。从考古发现上说，许家窑人的小石器，其质料有玛瑙、水晶、脉石英、各种颜色的燧石和蛋白石等，因而呈现出一派缤纷的色调，表明他们的色彩感已比较强。半坡人则更用蛇纹岩制作耳坠了。
人类在长期制作石器工具的劳动中，不仅培养了对材料的质地、光泽、颜色的审别能力，而且还培养了对器物形体的巨大的感受力。这种形体感的培养，更是经历了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因而对于自然物的质地、光泽、颜色的掌握比较直接，人类有着与之相应的感受器官作为生理基础；而要掌握多种多样的形体则比较间接，感知之外还需要抽象。没有从众多自然物种逐渐抽象出一定的线条和形状的能力， 多种类的器物形状的产生是不可能的。所以，经历了更新世早、中期直立人极端极其漫长时期的缓慢进步，到更新世忠、晚期的智人阶段，石器的制作才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石器的种类和形体才有了较多的增加：砍伐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每一种又分成若干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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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旧石器时代中培养起来的对于形体的感受力不仅继续在石器工具的制造中得到提高，而且在随着农耕定居而来的陶器制造中得到更为巨大的发展。线和几何形状的抽象逐渐获得了更加纯粹的表现形式。在器物的装饰上，大多是几何图案和极其概括的动物、植物的形象。马家窑文化彩陶中就有锯齿纹、波浪纹、方格形、弧线纹、螺旋纹等多种形式的抽象纹饰，而且在每一个器物的整体图案中，严整与流畅、错综与一致、变化与匀称、粗细与疏密等种种关于形式的规律都能以一种和谐的方式表现出来。
当起始于全新世的新石器时代来到时，原始农牧业便开始发展了，人们对植物的兴趣和熟悉的程度都大大提高了。生活在江南水乡的河姆渡文化的主人，便在陶器口沿上直接摹写了植物的茎叶和水草，还绘上了大量由植物形态变化而来的图案。畜牧业的发展则使得猪、羊等牲畜普遍地成为造型艺术的对象：河南新郑县裴里岗遗址出土有陶山羊头、陶猪头，河姆渡遗址也出土有陶家猪和陶羊，大汶口文化的氏族部落中，更有猪鬶（gui）、猪尊等器物的出现，这些器物常常在整体上模仿猪的形状。
待续。。。。。。
在原始人类身上，一方面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人在实际上已经区别于动物界，另一方面由于属人的特性的发展还处在最初的阶段，同时也由于人对凶猛野兽的恐惧和崇拜，所以原始人起初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区别。在他们的意识中，还常常混沌地将自己和动物杂糅在一起，于是他们那属人的想象力却制造出许多不人不兽、人兽混合的所谓所谓“神”的形象。
《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怪异的形象，除了同巫占的观念有关以外，还可能同巫术图腾的观念有关。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祀所宜，……所载祀神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种种怪物，或许就是原始社会中众多氏族、部落的图腾符号，抑或是这种图腾符号在后世的某种演化。因为从母系社会往父系社会跨进，氏族部落之间相互兼并，国家形势胎孕于氏族之中，越来越多的图腾符号对于已经变化了的氏族、部落组合来说，便失去了原有的神圣作用和标志意义，有的消亡，有的因旧日的影响较大，或存于原有意义之一二，配置于从属地位，或是被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又或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腾符号合并为一个新的图腾符号。与此平行的是神话在演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纷谈聚合的种种变动。这些图腾符号在其巫术的含义被历史的风尘掩蔽之后，便被人们徒然视作不可理喻的怪物了。
当人们构想出半人半兽的形象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符号和保护神时，他（她）对于这种形象除了敬畏而外，必定还有着一种亲切的感情。与这种亲切感情相联系的诸如依赖的、愉悦的、向往的、惊服的种种心理，实质上就是一种混和在巫术观念中的审美的心理感受。
待续。。。。。。
形象思维从原始思维中产生出来的过程，是同人类的成长过程相一致的。人类世界是从大自然的蛮荒中开拓出来的，人的意识是从动物意识中萌生、脱胎出来的，因此原始思维本身亦是一个运动的发展的过程，它的起点是动物般的意识，它的终点则是以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两种主要形式的文明人类的思维。原始思维向前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逐步形成、确立的过程。这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旧的母体的消亡过程，正是新的子体的孕育产生的过程。
在原始人的眼里，自然界的一切动物、植物以至太阳、月亮、星辰都和人有着种种神秘的亲族关系。如同当时的人类是被划分为种种不同的图腾集团一样，自然物也被作了与之相应的种种划分，某一氏族团体常常和特定的某种动物联宗攀亲。人们这种以某种动物为自己祖先的观念不仅是氏族社会血亲观念的表现，而且也是如前所述的他们那种动物般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状况在意识中的反映。
从巫术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原始人类对自然物的神幻的把握方式，对于形象思维的胎孕来说，还具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意义：就是在这种神幻的把握方式中，不仅有着美感的萌芽，而且还演化出了一种能促使审美感受继续成长的审美的心理结构，并从而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产生、发展拓开了路径。
待续。。。。。。
动物崇拜、自然崇拜观念与人对自然物的类比观念的区别，不仅在于人的位置的转变，而且还在于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人对动物感情的变化：恐怖的惶忽的心理有所消退，亲切的实在的感情有所增进。恩格斯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进行着人化自然的实践，相应的，他们在意识中也就会把自然物人化。这就很自然地培养了以人为基准的类比的心理素质，同时也就产生了对动物或者严格地说是对部分动物的亲切的感情。
待续。。。。。。
随着历史的进程，在原始人类关于自然物的混沌统一的观念中，巫术的因素不断减弱，而审美的因素则不断发展。
在人的意识成长的这种进程中，神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人类摆脱野蛮状况是一个极为艰难曲折的过程。
奴隶在暴力下变成了会说话的工具，可以与牲畜相交换。
当时不管是奴隶还是奴隶主，对于自然和命运都有一种神秘感和恐怖感。
奴隶社会的崩溃和人的成长的过程同样是不可逆转的。
待续。。。。。。
原始人类具有强烈的幻觉心理功能。
人类有着漫长的史前阶段。在已知300万年左右的人类历史中，新石器时代大约只有1万年，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只有几千年。
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使原始人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
由于血缘亲族关系对于原始氏族社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生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的原始先民便很自然地以这种关系去看待自然界。在原始人的眼里，自然界的一切动物、植物以至太阳、月亮、星辰都和人有着种种神秘的亲族关系。如同当时的人类是被划分为种种不同的图腾集团一样，自然物也被作了与之相应的种种划分，某一氏族团体常常和特定的某种动物联宗攀亲。人们这种以某种动物为自己祖先的观念不仅是氏族社会血亲观念的表现，而且也是如前所述的他们那种动物般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状况在意识中的反映。
待续。。。。。。
人兽杂糅的形象，在现代残存的一些原始部族的传说中也存在。
原始人正是以这种虚幻的观念去看待自然物的。
伴随着工具的改进，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初步的提高。
人类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控制自己食物来源的生物。
动物崇拜、自然崇拜观念与人对自然物的类比观念的区别，不仅在于人的位置的转变，而且还在于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人对动物感情的变化：恐怖的惶忽的心理有所消退，亲切的实在的感情有所增进。恩格斯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进行着人化自然的实践，相应的，他们在意识中也就会把自然物人化。这就很自然地培养了以人为基准的类比的心理素质，同时也就产生了对动物或者严格地说是对部分动物的亲切的感情。
待续。。。。。。。。
原始人类的思维是具体思维。
原始思维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混沌的整体性。
在图腾崇拜的早期，即单纯以一种动植物或自然力为图腾标志时，人们还只是达到了以某一具体形象来表达类概念的地步。而到图腾崇拜的中后期，由于氏族、部落经历了在战争中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吞并、组合，从而其图腾形象也产生了更多的捏合（兽形与兽形的糅合）。比如作为我国远古伏羲系统氏族、部落标志的蛇图腾，由于“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变成了一种虚构的“龙”的形象。这就达到摆脱同实际直接同一的状态而创造了一种第二形象的地步。愈往后期发展，则图腾崇拜之中也就愈来愈多地渗进了祖先崇拜的因素，实际上也就是渗进一种氏族、部落的历史因素。子孙的蕃衍、部落的扩大、战争的加剧，这一切都使追踪远祖的血亲观念具有愈益增大的现实的政治作用。同时，属人的因素也更多地在仍然没有破裂的原始意识的统一体中崛现了出来。许多图腾符号由此更加社会化了。如果不是出于图腾崇拜阶段的原始人类已经逐步具有并提高了上述那种捏塑形象的心理能力的话，我们就很难想象为什么史前艺术能取得那样的成就。
在这种混沌之中，人的精神的内在正逐步从自然的、完全的实在性中摆脱出来，达到独立和自觉。
待续。。。。。。
人类的史前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从实在性、具体性上摆脱出来的历史。
认为手势语为语言源头的意见，一直是一种强有力的主张。
维柯曾经推测说：“野蛮人的最初的语言一定是在歌唱中形成的。”
古老的神话往往说到命名。《创世纪》中说上帝造出了各种飞鸟走兽后，将之带到亚当面前，由亚当逐一命名。这一神话的寓意是说，人既为物命名，人自对物有一种统治权。它所揭示的历史过程，乃是原初的人群之对于周围环境清晰化的过程。恩斯特?卡西尔说得对：“一个儿童有意识地使用的最初一些名称，可以比之为盲人借以探路的拐杖。而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则成为走向一个新世界的通道。这里的一切进步都开辟了新的视野。”正是出于对语言能够沟通人类从而大大提高人类之协力的认识，《创世纪》中方才有了巴别塔的神话。故事说亚当害怕人类都用一样的语言，成为一样的人们，因而所要作的事没有成就不了的；于是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果然，口音变乱以后，原想造到通天的巴别塔就因不能协力而停工了。这一则神话最深邃的涵义，乃在于表达了原始人类对于语言功能的那样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极大的肯定。当然，也充满了一种儿童式的天真幻想的乐观情韵。
事实上，语言的产生及其逐渐丰富的过程是十分艰难而缓慢的。
待续。。。。。。
语言符号是人类意识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凝定，因而它就不易为个体意识所左右，具有一种相对客观的性质，这就是说，它有为某一人类聚群所共同承认的内涵，并且这种内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然而，语言符号不仅存在范围有特定性，而且存在的时段也有限定性，所以这种客观性又只是相对的。但恰恰是这种相对的客观性，形成了某一聚群中人们相互沟通并协力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物质世界也由此而从仅被个人感知的纯主观状态，转化为一种可供共同把握的客观状态。许多认识论研究者似乎都忽视了人类历史之初在人类认识上所发生的这样一场变化。反映论者把物质的客体性看成是先验的而非生成的，唯心论者抓住了世界须经由感觉方得被认识这一环从而宣称唯一真实的是感觉，都没有看到认知世界的生成性：从个人的主体知觉状态转化为共同把握的相对客体状态。人类所把握并活动于其中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相对客观性质的认知世界。
待续。。。。。。
凭藉庞大的词汇量，原始人类对周围环境作了十分具体细致的认识。一种鸟，他们能根据一年四季情状之不同予以不同的名称。同样是尾巴，鸟尾、鱼尾、兽尾的称呼亦各异。即使是鹦鹉的叫声，也能依其三种状态：愤怒的、受惊的、普通的，说出三种名称来。任何地方——土地、道路、海滩、山崖、水源、山头，以及人迹罕至的荒野，都有名称。专有名词作为认识范围的意义，正是在这一方面表现得相当显著。
原始人类对于人与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动作，也同样给了细致的分剖。
命名活动不仅为人类建构了一个认知世界，而且也生成着一个人文的世界。这除了上述对于人类自身行动的消化这一点以外（如果我们将名称扩大开来看，使之不仅包括名词性的，而且也包括动词性的、方位词性的种种称呼，那末命名活动覆盖的范围就要大得多。在原始人那儿，其实本没有这一些词性的分割），更为突出地反映在氏族成员个人的名字之中。氏族成员的名字都属于氏族的财产，以至于向其他氏族借用名字的氏族被看成是穷族。
待续。。。。。。
在原始人名字中所反映的对于事项的细致表现确令人惊叹：刚醒而打哈欠的熊，露出水面张口的鲑鱼，绿色出现了，蝴蝶展开翅膀，澳洲肺鱼游于水中并看见一人，澳洲肺鱼游于其卵周围时摆尾，澳洲肺鱼折断一鱼叉，澳洲肺鱼吃鱼，蟹产卵，潮水将蟹冲到海里，蟹藏在洞中被掘出，鸸（er）鹋（miao）摇头晃脑，老鸸鹋踱来踱去，胸脯撕裂的负鼠，上树下树的负鼠，等等。当自然事物被用作氏族人名时，它们所表达的就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内容，而是被编码进一种人文的构造中去了。它们形成了一个部族文化的基始性凝定。自然环境的不同，必然使得这种凝定带上显著的地域—图腾性差异，而这正是多元的地方文化之肇始。
继自然事物之在氏族名字中得到人文性编码，氏族历史也在人名中得到了浓缩，这便是氏族中有功绩的祖先的名字一再被后代所袭用。祖先以此而重生，祖先的名字中则不断汇入新的历史内容。
待续。。。。。。
原始人对于个人的名字也有种种的禁忌：有的部落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公开的，一个秘密的，秘密的才是真名。
有的部落的习俗是没有人肯于自己讲出自己的名字来，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说出来的名字，乃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易于为别人所伤害，而由别人说出来，则没有危险。还有的部落特别重视在打鱼、行猎、出征这类行动中不能提到其真名，以免被精灵、鬼魂、敌人听去，造成危害。至于酋长、国王、祭司的名字，更是普遍地深藏不露。
换名的风习也是源起于将个人的名字同个人的身体、生命相混同的观念。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际换名，是表示某一氏族成员已经成年，名字的更换，标志了生活阶段的变化。重病或衰老时换名，则表示新生。
这种对于名称作用的夸张，在沟通职能以外，予符号系统以过多的承载，这在加重了符号系统对于社会生活价值的同时，恰恰阻碍了它自身的发展。这种阻碍，突出地表现在对死者和尊贵者名字的避讳风习之严重干扰了语言的正常使用上。
与许多氏族乐于袭用有功绩的先祖的名字相反的是，在一些地区中却又存在着对于死者和尊贵者名字的避讳。这种看似对立的风习，恰恰都是根源于对名字作用之过分的夸大，它们的发生机制是一样的。同样的发生机制处在具有相异因素或同样因素具有不同状况的环境中，便会发生习俗的歧向演化。
待续。。。。。。
“北美印第安人，无论男女，凡与新亡人同名的一律都要放弃旧名，另换新名。”“基奥瓦的印第安人在死者亲属面前从来不提死者的名字，谁家死了人，全家人都另取名字。”而在伦瓜印第安人，则更是连所有未亡的亲属都得改换名字，以免被死神按图索骥式地照名单将之收去。名字的更换引起了词汇的变迁，特别是因为许许多多名字都是借用诸如“水”、“火”等自然事物的名称，避讳风习强有力的存在必然迫使了基本词汇的动荡，于是同义词乃不断地出现。对尊贵者名字的避讳也有同样的情况：“马达加斯加人没有姓”，他们的名字几乎都是从日常生活语言词汇中选取的，“诸如鸟、兽、树木、花草、颜色，等等”。一旦这些词中任何一个被用作部落酋长的名字，这个词神圣化了，于是就得以新词来填补那凡俗的空缺。“在那些地区，由于有许多独立的小酋长，许多事物、地方和河流的名称，都经历了无数的变易，因而经常引起混乱”。对死者的避讳是出于对鬼魂的害怕，对尊者的避讳是因为摄于现时的权力，总之都是屈服于一种强制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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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宋代人周去非曾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记录了其时广西灵川县瑶族刻板告状的例子：左刻一大痕表诉方，右刻一大痕代县官，两大痕中有一直线意为投诉。左大痕下复刻一大痕及数十小痕，谓仇人率数十人至。板中刻一箭形，示仇家以箭射。另有一火烧痕迹，意为请县官火速处置。板下面又有数十小洞，洞中皆系结短禾杆，则是诉方要求仇家以几十头牛赔偿其损失。这一个状子如果用口头语言来表达一定十分清晰，刻板的笨拙与表达的模糊，活现了物化符号形式追踪于与思维同步发展的口头语言之后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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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实物语言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西徐亚国王伊丹屠苏斯以五件实物答复向他宣战的波斯大帝大留士。这五件实物是：青蛙、鼠、鸟、犁、弓。维柯释其涵义曰：“青蛙指他本人出生在西徐亚土地上，就和蛙在夏天雨水中从土地里生出来一样，所以他是西徐亚国土的儿子。田鼠指他和自己家里田鼠一样，生在哪里就在那里安家，也就是在那里奠定了他的国家。鸟指他本人在那里拥有占卜权，也就是说，除神以外，他不隶属于任何人。犁指土地是由他开垦和耕种的，凭力量使他变为自己所有的。最后，那把弓指他作为西徐亚的最高统帅，有义务也有力量去捍卫他的祖国。”这五件实物所表达的意思还不算少。作为国王和统帅没有口头语言是难以设想的，但远距离达意时，一方面因缺少更有效的物化形式，另一方面又因为具体思维的外化要求，所以往往使用象征性实物。这种表达的笨拙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大留士的谋士所找到的解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有个重要问题必须明确：具体思维、神话思维和口头语言是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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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世界性的岩画可以说是图画文字的代表。
无论是刻画还是彩绘，完成岩画对于原始人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实用的生产目的是岩画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国甘肃嘉峪关黑山和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等地即有狩猎岩画。原始宗教观念的发展，又自会使原始人在一些有山洪暴发和山崖断裂危险的地点刻上山神水怪的形象，并在一些陡峭高耸的崖壁上刻画祭祀场面。我国内蒙古嶝口县托林沟畔的化装鸟兽形舞蹈图以及内蒙古狼山地区的四人连臂舞和拜日图，大约就是对原始宗教礼仪情状的一些描绘。而在部落相邻之处刻画上图腾符号以示区分，则是族团关系在岩画中的反映。至于像云南沧源第六地点的战争图以及第二地点描写获俘而归的村落图，更是用岩画来表现和保存历史了。西班牙列文特岩画不仅能描述猎人冒险的场面和部落的历史事件，甚至还能叙述宁静的家庭生活。列文特岩画“在表现狩猎和舞蹈等场面时，带有一定的故事性和主题性。从形象的单纯性、样式化以及构图特点来看，这些画与其说是人物和动物的再现，不如说是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狩猎、战斗、舞蹈等活动的事”。岩画明显是原始人类的一种物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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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岩画内容简析
这幅上古红山文化时期的彩绘岩画,上下高2.2米,左右宽2.4米，画中有各类舞动的人物32个，各种走动的动物10个，飞鸟2只，写意人物脸1面，人手3只，禽鸟爪1只，表意的通道2条，流系1条，尚未辨认的形物5个。 画面不大，但在画中反映上古景致内容却很丰富。画面各种姿势的人物较多，占画面各类形物总数的70%，其中画面最醒目的是处在中心位置舞动的巫师，巫师脸部看不清，但是巫师舞动的飘带却柔长、优美、自然，飘落的柔带连接了比巫师个矮的人身上，是情系，还是洗礼；是欢庆收获的共舞，还是部众为了祈求什么，通过巫师法术舞技与神灵沟通。巫师左边是一只跳动的鸵鸟（鸵鸟在这里已绝迹，但是我们可以在内蒙古博物馆看到从翁牛特旗出土的上古鸵鸟蛋化石）。巫师和鸵鸟周围有15个人，舞动的人群中一猪向东北方面行走，后边有一个高大的人，像是在拉扯猪的尾巴跟他一起行走（有考古资料表明猪在九千年前就被人驯化了，人拉猪的动作是向人展示了驯化猪的成果）。巫师的前方有一只大梅花鹿、一只小鹿和一个人在奔跑，他们与猪应该是同一方向绕舞动的人群行跑。绕巫师舞动的人群前还有4个人，他们像是另一个部族或家族成员在那里等待巫师的洗礼。巫师的左上方以3口行走野猪为中心，构出了另一个区域画面，这3口野猪一字排开，向东北方向行进，它们脚下有两条长长的线条，它表意应该是猪的通道，通道下边有一股水在流淌，通道的前下方有三个肩并肩手挽手的人，像是撑猪通道的木杆，还是跳上古的排子舞，尚未有合适的答案。三猪的正下方有做着不同姿势的5个人，猪的正上方有一人手持两个圆圈像是站在猪身上，他的前边还有一条犬（考古资料表明犬一万两千年前就被人驯化了），它们向同一方向行走。三猪身上还有1只飞鸟，左下方有2只动物在观看，它们的背后还有一只动物和2个人向东南方向观行。
这幅岩画看不到射猎嘶杀的场面，出现的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歌舞升平的景象。它折射出上古人类活动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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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作为一种符号对于原始社会的意义至为重要。
《庄子》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粟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俯栖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从容成氏到神农氏共十二氏。我们知道，古代古籍中的一个“氏”，往往代表了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十二氏，其时何等漫长也。刘勰说：“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这是说文字发明后才结束了结绳的时代。图画文字在应用上远不如结绳方便，并且也还远远未能规范化、形式化，因此，虽然文字的产生应承接于图画之后，但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字时代倒是和结绳时代相与为邻的呢！
结绳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巫术。
结绳在社会生活中承载了过重的负荷，横亘了漫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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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而起的是象形文字了。《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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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文字发展的过程是饶有兴味的。从中国文字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文明的发展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往往是在旧基地上萌生新事物，在旧机体中增益着新质。不是干脆以拼音文字推倒、取代了图画的、象形的文字，中国文字始终保持着原始母胎的痕迹，虽经程式化、形式化的发展，这种痕迹多少是模糊了些，但仍清晰可见。然而中国文字最终还是以表音的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亦即是抽象性的新质还是占了主导的地位，但形声字却又和其他三类字采用着一样的笔划，表现了形式上的一致性。新的质可以得到发展，却不以崭新的形式出现，而且还得在与旧的相协调的一致形式中韬晦其光芒。象形、指事、会意所造字，虽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二，却又赫然占下了三个部类。新与旧混合着、拉扯着，在保持承续的同时，却又进钤印上浓重的改良标记。如是，虽避免了全盘推倒、干脆重来那种发展路径所可能带来的极度的动荡、彷徨、痛苦，却又于缓慢的前进中显出了步履的沉重和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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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周易》来说，八卦已是高度抽象性的符号，但六十四卦卦象的分析，仍然是从八种象征物所构成的种种关系亦即形象之组合上来加以推衍的。周易的卦象，其实正是一种会意字。我们可以说会意字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正是中国文化—心理独特性之重要的所在。
《周易》的卦象体系，与其说是形象依然纠缠着抽象性符号，倒不如说是抽象性符号还是未能真正舍弃掉形象。子体与母体的脐带始终强而有力，于是后世的《周易》研究便长期在象数灾变的讲求中徘徊，郑玄易学的五行说，荀爽的乾升坤降说，以及虞翻的卦变说，等等。哲学思维长期难以获得自己纯净的形态。
20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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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是原始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神话是民族的记忆，汇集着一个民族被留存下来的关于远古的一切。
神话还是民族情感的载体。
经历了久远而又久远的发展以后，扑朔迷离的神话使我们难以理解，于是种种诠释随之而生。
马克思说：“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
人类史前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是在神话中度过的。神话的形态在这十分漫长的时间中，必然同人类社会本身一起逐步改变。只有把对于意识的后世发展来说仿佛是原质态的神话，如实地看作是发展的、变动的，我们对于神话，进而对于各民族意识的发展，才能得到更为深入的透视。
200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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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族的神话乃是一条向前的意识之流。它的流动虽然十分缓慢，但始终在不断地容纳入更多的水量和种种成分。它在流动中，有时会遇上急滩险石，有时两条或数条不同的水流会猝然相遇，于是，在一片浪花飞溅中，它改变了流向和色泽，或者愈趋浑浩，或者反至涓细。当这条意识之流涌入原始社会末期和文明社会初期这一片开阔地中，高悬为后世文学、科学、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分化发展的最初之源时，它已度过了十分漫长的世纪。
2008\9\20
待续。。。。。。
恩格斯对于荷马史诗所属年代的经济、社会情况，曾作过明确的论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稚堞和炮楼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的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2008\9\22
待续。。。。。。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 Vö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依然完全保持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Vö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例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据《奥德修记》，奥德修家中即有女奴50人，还有许多男奴。因此，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论述的神话观，还只能说是一种针对希腊艺术和史诗的特殊的神话观，它还没有获得一种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的抽象性。
这种情况是不奇怪的，因为对于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基础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根本没有开始。“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在马克是写过《导言》二十年以后，亦即1877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并写了批语，从而，他对于神话问题的观点有了发展。
2008\9\27
待续。。。。。。
在考古上，早期智人的肢骨化石及一个成年男性的颅顶骨，于1856年在德国迪塞尔多夫城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山洞里，被清除洞中堆土的工人发现了，这就是尼安德特人。1857年，沙豪富生发表了关于尼人化石的第一次报告，但当时怀疑的人很多，争论直到约半个世纪后才平息。而晚期智人克罗马侬人类型的化石，则于1823、1833、1852年在英国、比利时、法国早有发现。尼安德特人在欧洲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前已消失，接着出现的便是克罗马侬人。上述这些考古发现均在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之前，所以他方才说：“在欧洲，人类的存在肯定可追溯至冰河期，甚至还可以追溯至冰河期以前的年代。”但是，在这段为了反对退化论而说的话中，摩尔根对人类史长度的估计虽比之10万年的说法大大地加长了，虽然他说了上引“人类存在的年代是漫长的和无法估计”的这种揣测之词，但他所欲了解的年代也还不过是“近几十万年或更长一些年代”，同现代考古学所确认的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相比，也还是太短了。由于这种对人类史前史整个长度出于当时考古局限而作出的过短的估计，摩尔根对于神话发生时间的上限，当然也必然会估计不足。
2008\10\3
待续。。。。。。
摩尔根所说的低级野蛮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考古学上已属于新石器时期，氏族制度在这一阶段已经到达了全盛时代。而中国“神农耕而作陶”，人类社会已进入农耕时代。虽然低级野蛮社会比之高级野蛮社会已提前了两个历史阶段，但这个时代对于神话产生时间的上限来说，也还是过于晚近了。
2008\10\4
待续。。。。。。
当然，这是由于当时科学发展状况的限制而造成的。不仅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一书时，而且马克思在作《摘录》时，考古发现都还没有足够的材料能够使得他们将神话产生的上限估计得更充分些。对人类第一次艺术活动的产物——冰河期的洞穴岩画的系统发现、探查和研究，大体上是在摩尔根、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事。虽然1834年法国人布劳伊特就在夏芳德洞穴中，发现了有两只线刻的鹿的一个骨块，但是西班牙阿尔塔米洞穴的发现已是1879年夏，离摩尔根去世只有大约二年。当时，摩尔根正忙于撰写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此事。而且，该洞穴岩画的古老性也还没有被认可。到L.加比唐和H.布勒伊确认列斯?科巴里尔斯和冯?特?高姆洞穴岩画属于旧石器时代，以及爱德华?哈尔里重访阿尔塔米拉洞穴，同意岩画属旧石器时代的这一观点之时，摩尔根和马克思都早已逝世。而号称“史前的西施庭教堂”和“旧石器时代的卢浮宫”的法国拉斯柯洞穴被发现，已是1940年9月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尼人化石更有了大量的发现。所以，现在我们有可能也应该根据新的考古材料，对神话产生的上限提出新的论断。
2008\10\10
待续。。。。。。
如果更进一步追溯宗教—神话观念的初始发生，我们还必须越过奥瑞纳期，去考察冰河期以前属于早期智人的尼安德特人的意识状况：尼人已能使用符号，并用花朵、食物、工具安葬死者。他们能在鹿角短刀的刀柄上刻画出一只跃动的驯鹿，或将短刀的刀柄制成山羊形。无疑，他们的审美意识已经萌发。与这种意识发展状况相联系，他们已经有了葬仪。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些尼安德特人的遗址上发现有最古的墓葬，“尼人已经会埋葬死者，而且埋葬已有一定的习惯。遗骸的安放常常是头东脚西。法国莫斯特洞一个青年尼人的遗骸，侧身屈肢，右手手掌枕在头下，很像睡眠的姿势。乌兹别克的切舍—塔什洞发现的尼人小孩遗骸，头骨周围安放六对山羊角，排列成一圈，有的学者认为这表示产生了太阳崇拜的萌芽，有的认为当时曾经对这个八岁的儿童举行了葬礼。”在莫斯特遗址中有着普遍的动物崇拜迹象，特别是对于洞熊的崇拜。“在法国圣沙拜尔的一具成年男性骨骼，埋在一个岩棚中，旁边放着大燧石和石英岩碎块以及野牛和驯鹿的骨骼。在莫斯特，一具青年骨骼，头下枕着一堆燧石。在费拉西，有两具骨骼，一男一女，埋在岩棚下两个相距约50厘米的坑内，头对着头；男的头上和肩胛上压着扁圆的砾石；女的脸向上，腿曲着，双手放在膝上。在意大利的一个洞里，一个尼人的头骨安放在一个被扩大了的孔穴中，头的周围排列着许多石块。所有这些都像是人们有意识安排的，是早期墓葬的一种形式。”尼人化石的年代最早可达距今20万年左右，最晚的约在距今4万年左右，尼人化石往往在莫斯特石器相伴发现，而典型尼人存在的最早年代则距今为7万年。
2008.10.15
待续。。。。。。
随葬品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相信有死后的生活。红色在原始人心目中有特殊的意义：它表示血，象征生命、活力。原始宗教观念的产生，一定伴随着神话的萌发。遗骸的习惯姿势，随葬品的特殊排列，以及对于某种色彩的特定用途，其中都蕴聚了观念——
一种对于世界和生命的理解，而这种理解的文化积累方式便是神话。
待续。。。。。。
神话思维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神话流传至今的形态，则是其发达阶段
亦即是父系社会和奴隶社会前期的产物，虽然也还带着以前时期的文化沉
积，但毕竟是愈往前遗失掉的便愈多。摩尔根就说过：“希腊人对早先历
史的知识仅能使他们回溯到高级野蛮社会。”另外，即使属于以前时期的
神话沉积了下来，在新的意识形态的整体依据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发
展史诸学科，对神话思维的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作了探讨后，转而对
神话思维的特点进行研究时所应明白的一点，便是我们所面对的材料乃是
属于一个相当晚近的时代，我们必须从这一基点出发来认识问题。
待续。。。。。。
由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时代相当晚近的材料，因此新的因素已经有了足够的增长，并且由于野蛮社会的中、高级阶段和文明的发端期 已是民族的形成、发展期，这些材料亦已一定程度上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我们对于神话思维特征的研究，不仅要注意那属于下一个时代的新因素对于神话思维的影响，亦即要从变动的历史特色中去把握那相对稳定的神话思维的质；而且还要注意那抽象的，那属于全人类神话思维的一般特征，不要将属于各民族不同特色的成分视为普遍性的东西。
待续。。。。。。
能人的脑容量已经比南猿大了三分之一，特别是与空间感觉、联系作用有关，并负责大脑与身体各部分信息交换的顶叶有了扩大。已有砍砸器、盘状器、球形器、多面石器、手斧等多种类型的奥杜威石器文化，便是在此种生理进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能人遗址中发现了用石块堆成圆圈的遗迹，他们大约已能搭建窝棚一类的住所。而中国元谋人则已知道用火，用火则是摩尔根、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期中级阶段开始的标志。北京人的脑量已达915——1225毫升，平均为1059毫升，大脑半球机能的不对称性已经出现，“周口店5号头骨两侧大小和形态的明显不对称性”，便是证据。而语言能力的发展，又是与大脑半球机能的不对称性的出现相伴随的。直立人的脑容量晚期已增加到1200毫升左右，“额骨和枕骨部分特别扩大”，表面与之相当的“脑的部分即额叶和顶后区的扩大”。额叶与语言、抽象能力、深思熟虑以及行动调节有关，额叶的扩大，表面这方面能力的增长。而视觉的增强，则“使脑与视觉有关的部分继续向后扩大。”
从人类学上说，神话与智人的出现有关。
待续。。。。。。
直立人已经从杂交状态，进入血缘家族阶段。婚姻规则的产生，是社会法则的最初萌发。
血缘家族的产生，是一个标志着人类社会开端的极为重要的飞跃。摩尔根明确指出：“氏族并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容易明了的概念，与此相反，它实在是奥妙难懂的；因此，就它的起源的时代而言，它乃是一种高度智慧的产物。”
宗教形成;一开始是氏族和部落的仪式，在氏族中长久地保持着一些宗教仪式。其中某些宗教仪式被他们认为具有神圣性，于是便普及为全民族所信奉的宗教。
从人类思维形态的发展上说，神话思维并非人类最早的思维形态，它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思维发展时期。黑格尔把波斯、印度、埃及神话归纳为一类，称之为象征型艺术。
待续。。。。。。
从整部《美学》看，黑格尔是将古波斯教神话，视为象征型神话的最低阶段，亦即整个艺术发展的起点的。“古波斯教把自然界的光，即发光的太阳、星辰和火，看做绝对或神，不把神和光分别开来，不把光看做仅仅是神的表现，写照或感性形象。神（意义）和光（神的实际存在）是统一的。如果把光看做善，正义，福气，生命的支援者和传播者，那也并不是看做只是代表善的形象，而是把光和善看作一回事。光的反面也是如此，例如黑暗就等于污浊，祸害，恶，毁灭和死亡。”黑格尔认为这是意义和形象的直接统一，它还不能在存在物和它的意义中作出划分，因此还没有达到象征性。古波斯教神话仅仅只有运用象征的个别事例，因而它还是非艺术性的。
2009.1.14
待续。。。。。。
当原始猎人用伪装和模仿动物的种种方法，去接近和捕杀猎物时；当他们在各种节庆仪典中，戴上面具相互观望时；当他们在躯体上文身，描绘图腾符号时：展现在他们面前，深印在他们心灵中的，都是一个或真实或经过人类心灵捏塑的形象世界。不同的形象，具有不同的意义。人类心灵的捏塑作用愈益增大，形象就愈益离开了真实的存在物，而意义亦愈益复杂化。作为神话思维特征的象征，不仅具有完全不同于后世艺术创作中的象征之内质，而且在思维中的地位也是完全不相同的。后世艺术创作中的象征，不过是艺术手法之一种；而神话思维之象征，则具有一种主导性。黑格尔的《美学》对于这样两种不同的象征并没有作出区分。
2009.1.20
待续。。。。。。
维柯对于神话思维的象征特征——他称之为“隐喻”，曾经举过很多例子来加以说明，他并且着意从这一角度去解释神话的历史含义。对于由希腊人传下来的卡德茂斯神话，维柯就认为其中“包含了几个世纪的诗性历史”。卡德茂斯是玻俄提亚神话中的英雄，忒拜城的建造者，据说曾将腓尼基字母表传入希腊。为了在玻俄提亚建筑堡垒（忒拜城即以此堡垒为中心而建），他杀死了统治该地的巨蛇（龙），并锯下蛇齿种在地里，蛇齿长成了一批武士。卡德茂斯将一大块沉重的岩石扔到这些武士之中，使之互相厮杀，除五人外均战死。活下来的这五个人便帮助卡德茂斯建造了卡德墨亚城堡，成为忒拜城五家名门之始祖。到了老年，卡德茂斯和妻子变成了两条蛇（龙）。这是一个流传久远的神话，卡德茂斯同巨蛇酣战的情景，常被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瓶画所描绘。
维柯是这样阐释这一神话的，他认为卡德茂斯杀死巨蛇是指在远古森林里清扫了土地，卡德茂斯将蛇齿种在地里则是“一个顶好的譬喻，指用曲形硬木板来犁世界上最初的土地，在发明铁以前，一定是用硬木板作最初的犁齿，后来犁还保留了齿的称号”。大石块比喻硬板土地，它是由家人们或受保护者耕种的。而由犁沟里长出的一批武士，是“指在第一次土地法问题上进行英雄式斗争的人们。英雄们从他们的住宅区出来维护该地区的主权，他们武装起来并且团结起来对抗平民们，他们并非自相斗争，而是和起来向他们造反的那些被保护者斗争；犁沟指他们所团结成的阶层，从而在武装的基础上使最初的城市具有形式和稳定性。”卡德茂斯最后变成蛇，则被维柯解释为是说明“贵族参议院权威的起源”，所谓蛇是“用血写成法律的那条蛇”。维柯认为这个神话是人类婴儿期表达思想很吃力并且也表达得不清楚的一个显著的例子。
2009.1.23
待续。。。。。。
维柯的上述阐释留有一个漏洞，即神话说武士们自相残杀，而他则说“他们并非自相斗争”，因此维柯的阐释还不能和神话密切吻合，从而也使我们怀疑他的说明是不是完全符号神话故事的原意，但有一点维柯是看得很准的，即这个神话说明了“几个世纪的诗性历史”。
2009.1.24
待续。。。。。。
有一则希腊神话说，完成十二件功绩的著名英雄赫拉克勒斯，当他还躺在摇篮里时，就用手扼死了两条大蛇。英雄躺在摇篮里这一形象实际上如同维柯所说，是指当时是英雄时代的童年期；而杀蛇一事除了表达其时开辟林莽的物质生产活动外，还喻指了土地的管领权。后一项含义正是从前项中引申出来的。因为原始的林莽既由蛇盘踞，则蛇便成为土地的象征，从而大地被“想象为一条巨蛇，周身由鳞甲遮盖起（荆棘），长着翅膀（因为土地属于英雄们），时常警觉和戒备着。土地上各方面的谷物都生长得很稠密。英雄们把这条龙看做金橘果园的守卫者。因为洪水淹后土地潮湿，后来这条龙又被想象为在水中生长的”，“蛇身上有三种颜色：黑色（烧过的土地），青色（叶），金黄色（成熟的粮）。这就是蛇皮的三种颜色，蛇皮老了，就蜕掉另长新皮”。“从大地的顽强抗拒垦殖这一面貌来看，它又被想象为最强有力的野兽，即涅米亚狮”。“这些动物都吐火，这就是赫库勒斯用来烧森林的火”。蛇是自然界的原型动物，用鳞甲比喻荆棘，也还是就原型物象来丰厚意义，而装上翅膀的蛇，则已是一种人工糅合的图像了——维柯认为：“希腊人用翅膀象征英雄制度。”而被伯勒罗芬所杀死的象征长满森林之大地的蛇尾羊身狮首喷火的女妖，就更是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形象了。至于勒耳那水蛇，有一一百多个头，一头被砍，旋就原处又生一头，这种形象大约是林莽被铲除后又复生的幻想图像，而赫拉克勒斯用木头燃火烧灼蛇头断处从而斩杀了此蛇，便是火烧林莽的隐喻，这种表达已经属于动态性的意象图式了。
2009.1.24
待续。。。。。。
蛇的意象由象征大地和土地管领权这一核心出发，逐渐滋生出一些和原来那种与人对立、疏离的含义不同的意义，而形象的组合也同时发生了变化。在罗马神话中，象征谷种的普罗色宾娜坐在一个由蛇拖着往前的车里，这是说的谷种由大地中生长出来。大地已是被垦殖了的土壤，不再是荒莽的森林，因此蛇不再被杀死，而是拖着谷种之神向前。丰产和农业女神得墨忒耳因女儿珀耳塞福涅为冥王哈德勒摩斯劫走，一怒之下出走漫游，来到厄璃西里。她传授农业技术给国王之子特里普托勒摩斯，得墨忒耳赐给特里普托勒摩斯用以走遍天下传播农业技艺的，便是一部由巨蟒曳引的飞车。在希腊瓶画中，亦有特里普托勒摩斯手执禾茎、权杖靠肩、坐在一辆由有翼双蛇任驾的飞车上正在飞行的画面。由此，蛇就进一步象征了财富，所以希腊钱币上也常铸上蛇。大地—谷种和丰收—财富这递进的三重意义，都寓寄在蛇的形象中。
2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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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罗马神话中，蛇意象的另一线发展，是从土地管领权这一点上抽象一步，便进而表达法和权力了。然而，这种抽象仍然是由形象。来显示的：著名的蛇发女妖墨杜萨的头被钉在珀耳修斯国王的盾牌上，这面盾牌后来归了明诺娃（希腊人成为雅典娜），任何人看到蛇发女妖的头就要化为石头。维柯阐释其含义曰：“明诺娃在最初民族中（其中我们看到罗马民族）在武装（即武装的议院）中颁布了一些可怕的刑法，使观众看到都变成石头。”代表刑法的可怕的蛇发女妖之两鬓则又长上了翅膀，这更是英雄时代由父家长制社会组织中，伴随土地管领权的发展而逐渐滋生出法律的一个意象图式，或曰一种象形文字。
从蛇的意象的变动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象和形象的变化是同步的——意象的形成和积累，正是观念世界的生成与丰富。蛇的意象必然还有其他一些方向上的衍生，在不同的民族有着许多不同的色彩。比如，在希伯来神话中，蛇唆使亚当、夏娃偷吃了上帝智慧树的果子，亚当、夏娃便立刻感到心明眼亮，并产生了对赤身裸体的羞耻感。伊甸园的蛇，不仅是一种使人失去永生的罪恶之象征，而且还是性的象征。仅仅一个蛇的形象，便可以寓寄如许意义。原始的意义又可以衍生处许多新的意义，这许多表达不同意义的蛇意象沉积在一个民族的神话中，便呈现出一种虽然丰厚却歧义百出、相互矛盾的意象景观。我们可以断定，在漫长的神话发展中，其他意象也都会有如同蛇意象一样的发展过程。当然，有关蛇的种种意象，也许构成了人类神话中最为丰富复杂的意象群。
200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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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中的许多怪物，也是由形象的增殖变形而产生的。蛇的意象在中国古代比之希腊出现得多，在性质上也更原始。我们仅就《山海经》一书便可以看到许多蛇的材料：《西山经》称诸次之山，“是山也，多木无草，鸟兽莫居，是多众蛇”。多蛇的诸次之山一片荒凉，连鸟兽也不住在这儿，从“多木无草”四字上可见这儿大约是一片森林，和这种丝毫未人化状态相一致的，自多怪蛇和大蛇了。“猿翼之山”、“崌山”和“洹山”为“多怪蛇”之山。“大咸之山”则“有蛇名曰长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tuo）。”郭璞注云：“说者云长百寻。今腹蛇色似艾绶文，文间有毛如猪鬐，此其类也。”而“錞（chún【名】古代乐器名。青铜制,形如圆筒,上大下小,顶上多为虎形钮,可悬挂,以物击之而鸣。常与鼓配合,用于战争中指挥进退。盛行于东周至汉代）于毋逢之山”，“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其他如“多怪兽”的“禹槀（gao）之山”、“无草木”的“耿山”和“碧山”，也都多“大蛇”。
200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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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蛇的意象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十分突出：《山海经?大荒南经》云：“黑水之前，有玄蛇，食麈(zhǔ 古书上说的一种鹿一类的动物，尾巴可以当作拂尘。)。”“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大荒北经》亦云：“大人之国”，“有大青蛇，黄头，食麈。”麈，《埤雅?释兽》云：“似鹿而大”，食麈之蛇，该是巨蟒了。食象的巴蛇，则为大蛇意象的极度夸张。《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海内经》中的“朱卷之国”，亦有“食象”的青首黑蛇，郭璞注云：“即蛇也。”这样一个夸大的蛇意象，使后世的屈原感到难以理解：“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200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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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怪蛇、大蛇还仅是自然物的写照或夸张，则“肥遗”、“鸣蛇”、“化蛇”“飞蛇”，便是一些人们幻构的图像了：一首两身的肥遗蛇，出自“浑夕之山”和“彭 之山”。“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的“鸣蛇”，不仅“鲜山”有，而且“帝囷（qūn 古代一种圆形谷仓）之山”也有。化蛇的图像比鸣蛇更复杂：“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而《中山经》“柴桑之山”的“飞蛇”，便是螣蛇：一种乘雾而飞的蛇。《韩非子?十过》篇云：“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腾蛇伏地。”腾蛇即螣蛇。黄帝合鬼神在西泰山上，而腾蛇亦在，明其有神性也。
蛇的意象从自然原形向幻构图像的演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造成的，现在也难以知晓了，但还可以有些蠡测。
希腊神话中蛇的形象最为基本的含义是大地，而中国神话中蛇形象则以荒莽之山为其基本含义。
黑格尔说：“象征在本质上是双关的或模棱两可的。”“既然是象征，它也就不能完全和意义相吻合。”
蛇的形象不仅可以同时表达男女阴阳之两极，而且还可用以兼指善恶两方。
20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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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比德为美的先秦时期，龙蛇被比喻为君子之德。《仪礼.乡射礼》郑玄云：“蛇龙，君子类也。”《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见老聃（dan老聃,即老子）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 ，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xié ），予又何规老聃哉！“孔子拟老聃为龙，此龙既养乎阴阳，似是以大蛇意象为其渊源的，但其灵变多化则比德了智者的深邃难识。《离骚》云：“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王逸《章句》云：“言我驾飞龙，乘明智之兽、象玉之车，文章杂错；以言已德似龙、玉，而世莫之识也。”这儿所谓“飞龙”，自是飞蛇意象的演化，却又以智兽比美君子，在先秦，灵变有章的龙之象，同智者难测之意，又正是相为表里的。
2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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